有时看戏，常常入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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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蝴蝶是在2000年，网易的聊天室，大四心情。

某天晚上，聊天室里的老帅哥发了条私聊信息过来：看到钉死的蝴蝶帮我问一句，她身体没事吧。

自然应了。

隔几天见到那ID闪现，把话带到后顺便多聊了几句，知道她心脏不好，知道她在上海，知道她高中还没毕业，钢琴古琴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正在同一心想要她去日本的母亲作斗争。

后来心脏病在她的去国离乡上起了决定作用，老妈答应她留在上海，但专业是商务日语。

我们扯屈原一定是gay，白先勇绝对是gay，嵇康有才且帅唯一的缺点是不爱洗澡、或许还跟阮籍有一腿，大明宫词的台词很棒，赵文瑄简直就是旷古绝今第一美男等等等等。

除了网聊，还有电话、写信。在各自自以为是异类的大学，我们相隔几千里做着对方的听众和朋友，于是不那么寂寞却又更寂寞，导致一张30块面额的电话卡都不足以支撑一次聊天。

她给我讲过一个朋友的故事，男生叫薛子衿，小时住在兰州，后来父亲去世跟着母亲到了上海，然后去了德国留学。我试图把那故事写成小说，可惜只在某年的暑假一气写了两万字后一蹶不振，迄今未完，给我们各自的少年文艺生涯留下一个或许今生都不会填完的小坑。

十一年前我习惯理板寸，永远都是T恤牛仔裤，写字极尽做作文艺腔。她则长发飘飘，漆黑浓眉，眼眶略略下陷，上唇微翘，下巴中间有道沟，艳丽非常又毫无妩媚，落笔生花绮丽异常。

我们看上去根本没有相似，笑称彼此一个永远在天上飘一个永远在地上跑，却一聊就没有止境。生活琐碎而常常有如今早就记不得的波澜，通通是话题。

一晃我大学毕业，她也休了学。我到深圳开始工作，她在被迫实践母亲想要把她嫁去日本的计划前奏——学习茶艺和插花，彼此全然没有交集。

再到2006年，我从深圳到成都再到上海，预谋龟缩在新华路的那间公司直至晃荡完上海周边所有城市再另作他想，她则有一搭没一搭在长乐路一间茶店帮忙，不时喊我去喝新到的岩茶，主题仍然是聊天、聊天、聊天。

我奇怪她一直不工作却衣食无忧，但在深圳的日子锻炼人会克制自己的好奇。她也常常在我诧异的眼神下边习以为常地说：没有钱了，要去银行换一点美金。

作为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姑娘，她样貌合格并绝对超出标准，可她不知道任何一条公交地铁线路，从不涂脂抹粉，不爱大牌，讲话不可刻薄不傲慢，声音细细软软，唱起佛经都藏着股晚起倦梳头的妩媚，无所谓在我面前啃鸡翅啃到满脸油迹，无所谓自家的房子由大变小、再小、再小，而且，她太过习惯为每一笔消费买单。

如果说大学时的聊天起源于寂寞，那么在上海时的交往是因为好奇。我好奇一群人为什么可以成天只谈些古琴、佛法、茶的回甘、制壶的工艺而不为基本生活奔忙，也好奇一个个游手好闲的男人女人背后到底深藏了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这其间也包括她的。

后来我了解到她七七八八的家世，在她看来不值一提，我却不免还是有些小小震荡。或许，从小见得太多起落，说不上坏，也谈不上好，最大益处就是能练就性格深处的淡然。

她太过不食人间烟火，我总被人间烟火困扰。她不会言辞激烈，我愤怒兴奋都喜欢蹦脏话。她看佛经也好诗经也罢，一定要把头尾了解个透彻，我一切都停留在浅尝辄止就开始沾沾自喜。她是个真正的淑女，与我终究两路，远远看着是风景，离得近了，亲切却难亲近。

此后我又回了深圳，一切交往回到上海之前，偶尔电话，偶尔网聊，偶尔一阵消失不见，突然联系也不觉异常。

再见又过五年。

她在小饭馆里边的位置冲我伸手招呼，我见到一个与回忆迥然的胖子，脑沟回一下子统统打了结——这？

旁边是戴眼镜瘦瘦的男生，她的先生，她还没能把男朋友这个称呼丢到身后，从不会撒着娇说老公如何如何，先生两个字娇嗲而又旧上海，但除此之外她还适合怎样称呼他？我想不出来。

曾经把房间门紧锁把床单衣服全都撕成碎条的那个天蝎座家伙，结婚了。

男生手上缠着细细的佛珠，不时拿在手里一颗一颗抚摩，每当她说起一个稍有生僻的词就会侧过脑袋认真问：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她胖，他便不自觉帮腔：我觉得她这样胖胖挺可爱的。我劝她停下筷子，他又说：我就是忍不下心阻止她吃。

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知道。这个看上去无比正常、普通、纠结在如何应对老板夜半电话的男人，正在努力地靠近她，跟着她听佛经、学品茶，并让自己对这不熟悉的一切保持着蓬勃好奇和兴致。而她，也在尝试着慢慢了解一份正常工作中的琐碎人际、纷争，两个普通家庭彼此间的关联、磨合。

如果没有多到可以随意挥霍的安全和懈怠，一个真正的上海淑女绝不会允许自己变成一个胖子。何况还是一个真正的胖子。

希望她一直都胖，健康就好。尽管我知道，不论她吃下多少超量的人间烟火，都会是一个我永远做不成的淑女。